为贯彻习总重要讲话重要，传承好红色基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市微信账号设立【学习“四史” 坚守初心】专栏，每日发布“四史”相关内容，通过天天学习，让红色基因激励广大不忘昨日的辉煌，无愧今天的担当，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成绩100周年！ 1932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是比较平淡的一年。它既没有1927年那样的大起大落，也没有1934年那样的，梦到找不到回家的路当然也没有1949年那样的辉煌。但是，历史之河潜流涌动，其大潮在向前奔腾的同时也会因暂时遇到障碍而出现曲折与回潮。1932年可谓是激荡曲折之年。正反两种力量激烈斗争，“左”倾主义在中央根据地逐步占据了地位，但其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导致中国事业严重挫折的极端状态；以为代表的正确线虽然屡屡遭到和打击，但仍然在苦苦，维持着根据地的和发展。 要理解中国1932年的历史，自然离不开当时中央苏区的历史，而要理解当时中央苏区的历史，又要从前一年的赣南会议说起。 1930年初，临时中央还留在上海，但其“左”倾主义方针已经逐步推行到各地红军和根据地去。、领导开创的中央根据地首当其冲。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但会议的矛头却是对准他。会上，大家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个性坚强的认为，中央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进行，把他的正确主张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的非阶级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 十年后，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对这些“钦差大臣”有过尖锐而深刻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那也，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可见对此是有过深刻的切身体验的。 然而当时，作为纪律的下级，他只能保留自己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设立，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总前委的名义。显然，这是要排挤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临时中央那些年轻领导人，有余，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去指导中国。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力量已经压倒力量，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要准备党的组织与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政策。 此时苏区中央局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问题。务实的征求了的意见，认为重兵坚城，红军又缺乏攻坚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同意并回复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答复：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话说到这个程度，看来不去攻打城市就会被扣上中央的帽子。于是苏区中央局会议就讨论究竟是打抚州、打吉安还是打赣州。多数人认为三个城市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比较孤立，于是会议又变成讨论如何打赣州。但仍然不同意打赣州，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经济中心，是敌之必守，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根据临时中央的，还是决定打赣州。时任中革军委部主任的王稼祥后来回忆：“我开始时也不赞成，后来中央一再来电，于是我又，变成赞成打赣州了。”又一次成为少数。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红军攻取赣州，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当时有人还说：打下赣州再和算账。然而，即使是有彭德怀这样的猛将指挥，红军攻打赣州长达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伤亡达3000多人。事明，的主张是正确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既然打赣州不行，那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行动呢？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但有人认为还要继续打赣州，有人认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线”，向湖南进军。会议虽然否决了的意见，但也没有接受继续打赣州或进军湖南的错误观点，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成西军和中军分别作战。又有了指挥红军的机会，以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军北上。 在行军过程中，得知闽西的红军连克两县，地方部队溃退到广东。根据敌情变化，他提出中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因为福建是力量薄弱之地。经过研究，决定将中军改称东军，同意由率领东军攻打闽西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 当时的观点是：向北的话南昌敌人强大，向南会与广东军阀顶牛，向西有赣江阻隔，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3月底，他又向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因为兹事体大，亲自从瑞金赶到长汀，与等开会研究此事，并听取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4月10日，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同样是攻打城市，一个月前红军打赣州没打下来，吃了大苦头，一个月后打漳州却打下来了，吃了大甜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赣州易守难攻，敌人强大，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敌人薄弱。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然而，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红军不是处于劣势，敌人才是劣势。正当率红军进攻龙岩、漳州时，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工作情况。常委们认为中央苏区的领导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线，阻碍了中央线的执行，赣南会议是“狭隘经验论”看来还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线高度。于是临时中央连发两封信严厉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4月14日的信，不但重申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论调，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是箭在弦上”。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苏联的争斗。”最后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显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无疑就是。一边在前方指挥红军打胜仗，一边却在后方被临时中央。 为什么临时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之际，却要提出“武装苏联”这样不得的口号，将苏联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呢？除了与当时国际的错误领导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临时中央领导人的主义错误倾向有关。后来说他们“言必称希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和任务，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虽然此时认为“中央的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但苏区中央局却顶不住临时中央的一再，只好承认自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来“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既然苏区中央局作出了这样的决议，被中央局重用的机会越发渺茫。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应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率东军回师赣南，红军也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部主任，却没有恢复总的职务。中央局并不打算把总一职留给在他们看来既右倾又自有主张的，于是提议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7月下旬，在前线的、、、王稼祥致电在后方的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一级，改设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但中央局仍然由兼任，大公的再次写信向中央局陈述由担任红一方面军总：“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经过一再争取，8月上旬在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终于决定任红一方面军总。对的支持，对正处于困境中的而言常可贵的。 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 由四方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直接武汉，蒋介石决定用30余万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用10余万兵力进攻湘鄂西根据地。7月，蒋介石调集军队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如何打破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与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发生了严重分歧。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等认为，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展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但鄂豫皖中央兼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实际情况，命令部队不断出击作战，执行临时中央关于四方面军配合红三军行动以造成包围武汉形势的。另一位鄂豫皖领导人甚至认为，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他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击敌，武汉，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张国焘支持这种意见。既然领导层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行动方针和作战部署就不可能正确。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埋下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种子。 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之战中得到充分体现。战斗的激烈程度，连都惊叹实属少见。此役给敌以重创，敌第2师被打垮，6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到处是敌军的死尸和伤号。红四方面军也伤亡约2000人，一师师长曾中生脚后跟被。 虽然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但由于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加上他在“肃反”中错误了许继慎等大批优秀干部，连的妻子都被作为改组派杀掉，又在苏区推行不得的“左”倾政策，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行转战3000里，后来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的失败与鄂豫皖根据地有共通之处。面对优势敌人，在“打阵地战，洪湖苏区”还是“打运动战，集中兵力寻机各个击破”的战略问题上，红三军多数高级指挥员都赞成打运动战，湘鄂西中央兼红三军夏曦却认为要打阵地战。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各不相让。夏曦竟然认为湘鄂西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内部肃反是打破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任务，错误地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干部。在作战中，夏曦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只得退出根据地。后来经过长期转战，红三军开辟了黔东根据地。 在8月苏区中央局兴议上，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半月之内，、、、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军第27师，俘虏5000多人，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反“围剿”作战。 然而，有时候胜利带来的矛盾甚至比失败更多。乐宜战役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前后方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而是将红军主力退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后方的领导人不同意这一布置，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南昌，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于是前方与后方通过电报反复争论，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上苏区中央局又收到临时中央关于进攻敌人“击破一面”等，于是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央红军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争论激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一切对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举进攻的恐慌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提出要把召回后方，专负中央工作的责任，而由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努力调和，要把留在前方。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批准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下旬，临时中央宣布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又失去了红军指挥权，而为他、竭力调和前后方矛盾、大局的，也受到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 随后大病一场，去福建长汀医院养病，他对病友感叹说：“主义真害！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他们懂吗？” 宁都会议前后，蒋介石在湘鄂西和鄂豫皖得手了，于是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1932年底，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已经备受，虽然在、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随后粉碎了这次“围剿”，但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左”倾主义在中央根据地发展到顶点。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军重新开创根据地，仿佛预示了1934年后中央根据地的类似命运。 中央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是中国1932年历史的主旋律，但富有斗争的中国人在这一年还进行了其他斗争，比如一二八事变中，当日寇进攻上海时，党领导上海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并动员群众大力支援国民军十九军抗战；党领导的著名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如茅盾、鲁迅等43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和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在东北，党派遣周保中等到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领导抗日，打击日寇；在西北，党又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等等。中国人就是这样在斗争中逐步增强斗争本领的。 原标题：《【学习“四史” 坚守初心】1932：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抵制“左”倾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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